当时的困境
1752 年,达朗贝尔证明了一件荒唐事:在没有黏性的理想流体里,一个物体匀速前进,所受阻力严格为零。这是欧拉流体方程的正确推论,却与每一个划过船、顶过风的人的经验相反。
黏性当然可以补上。1820—1840 年代,纳维、泊松、圣维南与斯托克斯先后写出了带黏性的运动方程,即纳维-斯托克斯方程。斯托克斯还犹豫过物面上的流体到底滑不滑,据谷一郎的考证,直到 1851 年他才定下「不滑移」:紧贴固体的那一层流体与固体一起不动。可这组方程太难,能精确解出的只有管流、慢速小球这类非线性项恰好消失的特殊情形。
真正让人困惑的是下面这一点。空气和水的黏性都很小——比一比惯性与黏性的雷诺数,一副机翼动辄是百万量级。既然黏性这么小,把它扔掉、回到欧拉方程,按理说应该是个很好的近似。结果扔掉之后得到的是零阻力,而且流动永远贴着物体表面滑过去,不会像真实的水流那样在圆柱背后「脱开」、甩出一串涡。
数学上的症结在于,黏性项乘的是方程里最高阶的导数。把它删掉,方程降了一阶,也就再也满足不了「壁面上速度为零」这个条件——理想流体只能让流体沿壁面滑动。黏性无论多小,只要不是零,壁面条件就在;一旦是零,壁面条件就没了。「很小」与「没有」之间,隔着一道跨不过去的坎。
十九世纪末的学科分工把这道坎写得明明白白。据谷一郎引用的 1888 年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,「流体动力学」是不计黏性的数学理论,而有实际用处的问题归「水力学」管。前者优雅却算不出阻力,后者靠实验与经验公式过日子,两边几乎不来往。
洞见时刻
1904 年 8 月 12 日,星期五上午,海德堡第三届国际数学家大会。据会议录的日程,这一场的主持人是哥廷根的数学家克莱因,第一个上台的是汉诺威工业大学 29 岁的力学教授普朗特,题目是《论黏性极小的流体运动》。据 Goldstein 1969 年的回忆,普朗特后来说,他只分到十分钟,年轻的他以为论文里只能写讲得完的内容,所以印出来只有八页。
论证的出发点正是那道坎。壁面上的流体不动,离壁稍远就几乎是理想流动的速度;两者之间的过渡只能挤在一个很薄的层里。层越薄,速度梯度越陡,黏性力(黏度乘以梯度的变化率)就越不能忽略。他估计,要让黏性力与惯性力在层里同样要紧,层的厚度应当与黏度的平方根成正比:
是运动黏度, 是来流速度, 是离前缘的距离。按今天的平板结果,10 m/s 的风吹过一块板,离前缘 10 厘米处,这一层只有两毫米左右。
于是流场被切成两块。层外黏性可以放心扔掉,照欧拉方程或势流去算;层内保留黏性,但可以利用「薄」来简化:沿物面方向的变化比垂直方向慢得多,垂直于壁面的压强几乎不变,直接由层外的流动给定。纳维-斯托克斯方程在层内化成
这组方程仍然非线性,但它从椭圆型变成了抛物型:可以从物体前缘出发,沿着流动方向一步步往下游推,而不必把整个流场同时解出来。黏度 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——决定层有多厚;把黏度取得更小,层变薄,流动的整体图样不变。所以「黏性趋于零」的极限并不是欧拉方程的解,而是「欧拉方程加上一层无穷薄的边界层」。达朗贝尔佯谬的缝,就补在这一层里。
分离。 报告里最有分量的一段是关于流动分离的。沿着物面往下游,层外的压强如果回升——圆柱的背面、机翼上表面的后半段、逐渐扩张的管道——层里本已被摩擦拖慢的流体就要顶着这股逆压往前走。离壁最近的那部分动能最少,先被顶停,接着倒流,把整个边界层从物面上掀开。分离点的判据是壁面上的速度梯度降为零:
分离以后,边界层带着涡量卷进外面的流动,身后留下一片低压的尾涡区。物体前面压强高、后面压强低,这项压差就是阻力的大头,叫形状阻力。据谷一郎的整理,普朗特在报告里写道:流动「在某些情形下会在完全由外部条件决定的某一点从壁面分离」,而改变黏度只会改变过渡层的厚度,其余一切不变。
他还带来了证据:在自己那台手摇水槽里拍的流动照片——绕过凸起和圆柱时的分离——以及一个演示:在圆柱表面开一道缝,把边界层里的流体吸走,分离就被推迟了。这是后来「边界层控制」的第一个实验。
值得一提的是,他在文中大多数地方用的词是「过渡层」(Übergangsschicht),「边界层」(Grenzschicht)只出现了一次。据谷一郎的考证,后一个词是从 1908 年布拉修斯的论文起才固定下来的;普朗特 1925 年还说这个名字「绝谈不上贴切」,只是既已通行,就沿用下去。
涟漪效应
布拉修斯解。 普朗特在报告里对平板摩擦阻力只做了一个粗略估计。1908 年,他的学生海因里希·布拉修斯在哥廷根的博士论文里把最简单的情形——一块顺着来流放置的薄平板——做到了底。平板上外流压强处处相同,他发现各处的速度剖面彼此相似,只差一个随 伸缩的比例尺;引入流函数 、相似变量 ,偏微分方程就化成一个常微分方程:
这就是布拉修斯方程。它没有初等解,布拉修斯用级数与渐近展开拼接求出了数值,算得两面浸在水流里的平板总阻力系数约为 ——普朗特原来的估计是 1.1,今天的精确值是 1.328。同一篇论文还算了从静止突然启动的圆柱,给出了背面分离点的位置。
圆球之谜。 1912 年,巴黎的埃菲尔发现圆球的阻力在某个雷诺数附近突然骤降,与哥廷根的测量对不上。普朗特 1914 年给出的解释完全建立在边界层上:层流边界层在球的赤道附近就分离了,尾迹很宽;一旦边界层先转捩成湍流,湍流把外层的动量不断掺到贴壁处,能顶住更强的逆压,分离点后移,尾迹收窄,阻力反而大减。他在球面上箍一圈细铁丝人为触发湍流,阻力果然骤降。高尔夫球表面的凹坑用的是同一个道理。
失速。 机翼的迎角加大,上表面的逆压变陡,边界层先在后缘附近分离,分离点随迎角往前爬;到某个迎角,分离占据了大半个上表面,升力骤然下跌,阻力猛增——这就是失速。飞机的失速警告、前缘缝翼、翼面上一排排小小的涡流发生器,做的都是同一件事:推迟边界层分离。压气机与涡轮叶片、扩压管道、汽车尾部的外形,同样受分离点支配。
摩擦阻力可以算了。 摩擦阻力与形状阻力,从此可以分开计算。据 Anderson 的回顾,1920 年代后期,设计者开始用边界层理论估算飞艇与飞机的表面摩擦阻力,此前他们只能依赖风洞测得的总阻力,很难从中单独分出摩擦的那一份。1921 年冯·卡门把边界层方程沿厚度积分,得到一个只管整体动量收支的「动量积分方程」,同年 K. Pohlhausen 用多项式近似速度剖面,把它做成了工程师手算得动的方法。在电子计算机普及之前,这是估算边界层最常用的近似方法之一。
一门数学。 「一个小参数乘在最高阶导数上,删掉它就失去一个边界条件」——这种结构并不只出现在流体里。据 O’Malley 的综述,奇异摄动理论正是从普朗特 1904 年的边界层理论里生长出来的,1933 年以前的发展集中在哥廷根,之后才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通用分支。今天,数学里描述「解在某个窄区里急剧变化」时,仍然管那个窄区叫边界层。
慢热的二十年。 这一切来得并不快。谷一郎把普朗特这篇论文的「极其缓慢的接受」列为它不同寻常之处之一:报告面对的是一屋子数学家,大半篇幅用来讲达朗贝尔佯谬、亥姆霍兹涡定理与流动照片,真正的边界层理论被压进约两页半,写得极简,很难读懂。据他统计,1904 年后的头十年,关于边界层的论文一共七篇,出自五位作者,全在哥廷根;他的概括是,近二十年里除了普朗特学生的少数几篇,几乎没有别的论文跟进,第二个十年里兴趣才慢慢传出哥廷根。同时期英国的兰彻斯特(1907)、瑞利(1911)独立做过平板摩擦的粗略估计,都没有引用普朗特;1913 年有人引了布拉修斯的 1.33,却以不合实验为由弃之不用。
Anderson 给出的节点相近:在德国以外,航空界长期没怎么注意这套理论,直到 1921 年冯·卡门的动量积分方程出来,它才开始被技术界接受;兰姆的名著《流体力学》1924 年第五版只用一段话提到边界层,1932 年第六版才辟出专节。谷一郎列举了几条常见的解释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断、原文太短又发在没人读得懂的地方、当时的工程需求只关心总的力与力矩——但他认为都不够有说服力,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想法远远走在了时代前面。
如果没有它
边界层的想法并非无人触及。谷一郎指出,兰彻斯特 1907 年的《空气动力学》里已经有贴壁薄层与分离的粗略讨论,茹科夫斯基 1911—1912 年在莫斯科的讲义里也设想过一层很薄的有旋过渡层。没有普朗特,薄层这个图像迟早会被人想到。
但缺的是那两样把它变成工具的东西:一组可以真正去解的层内方程,以及对分离的机制性解释。没有它们,流体力学很可能还要在两条路上各走各的——数学家继续解不计黏性、算不出阻力的方程,工程师继续在风洞与水池里一个外形一个外形地量。飞机的升力还能靠环量理论算出来,可阻力、失速、翼型该怎样避免分离,都只能凭经验去碰。
今天的计算流体力学直接解纳维-斯托克斯方程,看上去不再需要「分成两块」。可它的网格为什么要在物面附近加得极密、湍流模型为什么要单独处理贴壁的那一层,问的仍然是普朗特那个问题:黏性只在一薄层里要紧,那一层有多薄,它什么时候会脱开。